校园喧嚣的“雷”语“雷”事之所以让人大跌眼镜，正因其有悖生活常识，有违人伦常理。

　　越来越繁复细密的规章制度，如同一个铁笼，将鲜活的人束缚其中。

　　常识，在人重塑自己、追求奇迹的愚蠢的骄傲下，早已成为理性的对立物。

　　近年来，随着网络新技术和智能手机的普及，人人掌握麦克风的时代到来。当“爆料”越来越方便，以往较为封闭的校园开始以另一种方式呈现在大众面前，一些“雷人”的校园事件常常就此进入我们的视野。

　　雷声滚滚，其“雷”何在?

　　“雷”事常因行为的失控与非理性，譬如某校集中砸毁学生带入考场的手机;“雷”语常因规则的严苛与无理，譬如规定学生周末不准看湖南卫视，男女生不能一对一独玩……此类“雷”，“雷”在纪律执行中的过度与变形。校园规章本是服务于教书育人的必要制度保障，实施中却容易本末倒置，在细枝末节“精益求精”，纪律凌驾于一切之上。

　　“雷”还因纪律之后权力链条的断裂，以及权力所遭遇的抵制。权力并非所向披靡，在真实情境中，权力更可能被吞嗤、被耗散、被消隐，权力之光碰到无形且有力的抵制，如同陷入一个无底的泥潭，找不到对手，却越挣扎越深陷。权力恼怒了，就会出现所谓“控制中的失控”。

　　更吊诡的“雷”，还在于“计划外的意外”、“意料外的后果”。步步正确合理，人人理性节制，结果却荒谬怪诞。不是吗?打着点滴备考的高三学生，教室里高悬的“只要学不死，就往死里学”的励志“雷语”，无论教师还是学生，抑或家长，其中的每一个人难道不都是基于有效且合理的策略选择吗?每个人都在尽心尽力地坚守职责，然而身为权力链条中的有限一环，只能对有限责任负责。当整个线路的设计出了问题，便无人负责，亦无力问津。所谓的责任伦理压倒了价值伦理，我们所有的关注点都在：这样做有效吗?在手段上合理吗?却鲜有人问：这样做正当吗?在价值上妥当吗?每个人都沉浸在制度所赋予的角色中，在制度设计的轨道中平滑甚至高效地运转，少有对破绽的关注与深究。不纠缠于瑕疵、不纠结于破绽，识大体、看主流，再释然地轻装地前行。在这辆高速滑行的列车上，当我们每个人都被成功地组装成性能良好的零件，那么又该由谁对方向负责，并且用什么机制对方向负责呢?而这，常是“雷”得以发生的制度土壤。

　　没有“雷”，只有更“雷”。喧嚣的“雷”语“雷”事之所以让人大跌眼镜，正因其有悖生活常识，有违人伦常理。且让我们从围观八卦舆论的戏谑中严肃下来，再审视那些视为理所当然的制度逻辑有无致命的悖论。

　　我们也许需要从本源出发，追问真正的教育是什么，教育何以发生，即教育基本的常识是什么。简而言之，教育是人对人的深刻影响。钱穆先生指出，中国教育的根本在于师道与师教。教师教人以其德性，以身教、以行教，以己之为人教，即教师身体力行，师生亲密无间地共同生活在一起。这里的“无间”指的是其间未隔着知识、分数、评估以及各种规章制度。因此，方有“尊师重道”，方有“敬业乐群”。“教”与“学”平等，共治一业。“师”与“弟子”亦平等，共一生命。“中国之教育，非人生中一事一业，乃教者学者在其全人生中交融为一之一种生命表现。”这，便是教育基本的常识。

　　教育中珍贵的是人，“中国教育之宗旨教育之精神，主要乃谓一‘全人’教育，在培养其内心之德。”教育就是教人如何好好做一个人，而尤其是在教其“心”，从“性情”涵养上做起。这，也是教育基本的常识。

　　然而，现代学校的建立，所走的是与此相悖的路径。人不见了，心也没了，情意不在了。学校的规模之大，学生再难以亲近教师，师不亲，亦不尊，学校中所尊者，仅在知识、在技能、在制度。教育不再信任师教，仅信任所谓规章与制度，而这越来越繁复细密的规章制度，如同一个理性的铁笼，将鲜活的人束缚其中。人暗淡了，变得矮化，贬抑为制度主动或被动的服从者。今日教育中，似再难看到性情生动、禀赋各异的人。

　　让我们设身处地、真诚体察：作为一名教师、一位校长，我们关心的是什么，我们可以做什么，以及我们如何去做?当“可识别度”与“能见度”成为要害，教育者极尽所能追求可被各种评估体系识别、表彰的指标——越是卓有成效、精明的教师越是深谙此道——这种绩效中心的评估之眼，还能看到“人”吗?还能体察“心”吗?在此管理逻辑下，教育的特殊性已全然不存，办学如工厂，学生为原料，教室即车间，教师似工人，纪律不仅针对学生，同样也作用于教师。教育中的人被重新配置——教师与学生的肉身可以轻松地分解成为各个部分，如同机器可分解为各个部件，再根据外在的需要，重组以达到大的效益一般。当人都被组装成为“阿凡达”时，什么“雷”事不会发生?

　　常识，在人重塑自己、追求奇迹的愚蠢的骄傲下，早已成为理性的对立物，大可不屑一顾，大可轻松扫除。常识，且到博物馆里凭吊吧。(作者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)